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这天天气晴朗，虽是暖春时节，清晨却仍有寒意。上海虽已停战多日，但战争的硝烟并没有完全失去逝去，停战谈判时断时续，停战条款仍写在纸上，双方都无意在上面签字。上海战区不时传来枪炮声，日本人的飞机也不时在天空掠发出刺耳的轰鸣，一些失去家园，失去亲人的人心头还在燃烧着愤怒和仇恨，他们听着这枪炮声，看着这些肆无忌惮的飞机就情不自禁地捏紧了拳头。
在日本租界的虹口公园里人来人往，虽然挂在他们的脸上有些淡淡的微笑，但心头也并不轻松。他们知道中国军队虽然退出市区，似乎也算日本人取得了胜利，但那数万日军的死伤沉重地压在人们的心头，那渗着鲜血的军尸麻袋至今还在继续往日本运去，他们来中国杀人，自己也用鲜血偿还。日本在上海的九大纱厂至今还没有一家复工。以前那些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本人现在他们也不得不自己动动手，甚至忍饥挨饿，他们也希望这一天早一点结束，但天上的飞机，远处的枪炮声告诉他们这一天还将继续，灾难和死亡就在他们身边徘徊。
虹口公园洒着淡淡的血色阳光，彩旗悬挂在虹口公园的各个角落随风飘拂，似乎处处飘逸着喜气，但人们好像不是来庆祝神圣的“天长节”，那沉重的脚步，忧愁的脸，似乎是去参加一个哀悼会。飞机掠过头顶，人们有的麻木地充耳不闻，有的惊愣地抬起头望着那像垂危的病人一样哼哼不已的飞机直往东海飞去。他们什么时候不再玷污蓝天，从人们头顶上，从人们心灵上消失呢？
公园里最紧张的莫过于那些宪警们，公园的每个角落似乎都有他们紧张忙碌的身影。他们有的牵着警犬东闻西嗅，探测着每个显眼的和隐蔽的地方，仿佛处处隐藏着致人于死地的爆炸物。宪警们的紧张让参加庆祝会的人们心头又蒙上了一层阴影，人们提心吊胆，连走路也不禁东张西望，生怕危险就在脚下。进入礼堂坐下之前也要弯下腰看看座椅下面是否有叫人丧命的东西。
宪兵大尉重藤千春是这次会场安全的主要负责人，从白川宣布要在四月二十九日在虹口公园庆祝“天长节”，他就忐忑不安，心神不宁，他似乎预感到今天会出事，而且是大事，所以他特别仔细地检查了会场的各个角落，每张座椅下面都进行了反复检查。今天五点钟前宪警们牵了警犬检查了一遍，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快七点了，他又牵来警犬在礼堂里闻来闻去闻了一个多小时，警犬都有点不耐烦了。重藤锁了门，并在会场周围布满了岗哨。
也难怪重藤这样认真，那次中国便衣队潜入虹口公园又是张贴标语，又是爆炸，搞得翻天覆地，至今人们还心有余悸。现今重藤能感到有一点安全的是原先被十九路军占领的北四川路，通天庵路等闸北地区的主要街道路口都掌握在日本人手中，十九路军已退到几十里外的南翔去了。中国军队的炮弹是打不过来了，这是重藤的最大安慰，也许白川就因为这才敢在虹口公园开庆祝大会，但最让日本人放心不下的是上海的“便衣队”，即中国人称之为的义勇军。这些便衣队神出鬼没，他们能使你每天在每个地方都感到不安全。近来日本宪警天天有人莫名其妙地倒毙在路边，死在岗哨上。日本宪兵的警犬一放出来就失踪，只好把他们成天关在兵营的铁笼里。闸北地区建立了一些汉奸政权组织，开始汉奸们还很积极地为日本人办事，因为日本人给了他们高额薪金，但中国人对汉奸的痛恨和对日本人的仇恨一样深，甚至有过之而不及，他们见了汉奸不是打就是杀，那些汉奸政权的头头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死了五个，换一个死一个，现在谁也不想干了，那些地方的治安只好由日本军队管理。有时日军也自身难保，便衣队常去日本兵营袭击，日军经常处于紧张状态，兵营里往往半夜火起，警哨长鸣，经常不得安宁。天长节这一天，闸北地区的日军也是处于临战戒备状态，几乎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许多街道路口被封锁，不准行人进出，甚至禁止人走出家门。
重藤千春在租界里搜寻了个遍，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人，也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物，便向日本宪兵司令部作了汇报，重藤保证说，租界里的安全是绝对的，万无一失。闸北地区的日军也向日军司令部做了保证，在闸北地区安全是有保障的，至少在天长节这一天不会出任何问题。
日军司令部和宪兵司令部向白川报告后，白川才下令开门放行，让参加庆祝会的人进入公园。日本侨民散居上海市区的有几万人，虽然在战争紧张时期有很多人为避免战乱回了日本，但近日又陆续有人回来了。日侨行政委员会长河端为选定参加庆祝会的人进行了几天几夜的考核被认定可靠的日本人、韩国人便发一张虹口公园出入证。今天进入虹口公园参加天长节庆祝会的人，在入口处要经过宪兵和行政会的人检验出入证方可进入。虹口公园门口彩旗飘扬，一群群租界外居住的日韩人等开始进入公园，他们有穿着和服的日本人，也有身穿韩装的朝鲜人，有阔气的日本工商界人士和韩国商人，也有学者和武士，他们一个个出示证件接受检查，鱼贯而入。在检验出入证的时候，宪兵们对日本人看一眼就放行，而对韩国人的出入证却拿在手里左看右瞧，顺看反看，有时还不放心盯着人仔细观察，直看得人浑身不自在。这种不平等的对待，让韩国人内心升起亡国之恨。
日本人自一八九四年甲午战争打败了清政府，签订了“马关条约”，不但占领了台湾、澎湖列岛，也占领了朝鲜半岛，使朝鲜沦为日本人的殖民地，朝鲜人也把亡国之恨深埋心底，同日本人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在上海不但在租界里有受日本人保护的韩国侨民，在其他租界里也有许多韩国侨民居留，经营商贸，其中以法租界居留的韩国侨民居多，在沪韩侨就像印度侨民受英国人保护一样受到日本人保护，他们在沪受日保护，并享有日本人的特权，韩侨能进入虹口公园庆祝天长节就是想有这种特权的表示。
五月的天气，上海已进入了炎热的夏季，庆祝大会也没有给人们就餐、喝水的地方，也许他们考虑到这个大会只不过是一种仪式，甚至就是向中国人的示威，为日本人在国际上重塑强国形象的一个展示，因此参加庆祝会的人都自带干粮，包括自带水壶、水瓶入场。
开门验证入场已是早上七点多钟了，五月早上七点多钟已是红日高照，虽然不算炎热，但也不怎么凉爽，排队验证入场的人有的一边排队一边吃点饼干当早餐。到街上买早餐很困难，中国人不会卖食物给日本人的。有些肥胖怕热的人一边摇着画有红日的纸扇，一边从水瓶里倒出点凉水解渴。排队入场的人虽然对宪兵验证速度有怨气，但也只好忍耐、等待。
在排队入场的人群中有三个身穿韩服的朝鲜男子，他们三个人只有一个人提着一个水瓶，其中有一个人还小口小口的吃着手里的得来不易的饼干。他的饼干吸引了不少日本人的目光，他们大多数人都没有吃到早餐，肚子十分饥饿，此刻一块饼干就像一枚金币一样在饥饿的人眼中闪光。那个朝鲜人把饼干吃完，便向那提着水瓶的朝鲜人要水喝，提水瓶的人拧下水瓶盖小心地倒了半瓶水给他。这使许多人也产生了要喝水的渴望，但大多数人手里并没有提水，也许他们认为水并不像食物那样难得。喝完水的朝鲜人把瓶盖递还给了前面提水瓶的朝鲜人，提水瓶的人和自然地把水瓶盖拧紧，但这时已轮到他入园验证了，他忙把出入证交给宪兵，宪兵队他的证件左看右看，然后对他打量一番让他进去了。第二个是那个吃饼干的朝鲜人，宪兵早看到他又吃又喝的，衣服上还粘有星星点点的饼干屑，那是很诱人的，要不是众目睽睽，他会用口水沾手指把那几点饼干屑吃干净。他吞了口水一边验证，一边轻声问那个朝鲜人：“饼干，哪里买的？”回答是：“法国租界。”宪兵一挥手让他过去了，三个朝鲜人都进了公园。
提水瓶的朝鲜人站在通往会场的路上，头上微微渗出汗珠，等喝水的人也进来了才放下心来，他问：“宪兵问你什么？”“问我饼干哪里买的。”“你告诉他了？”吃饼干的人点点头。
这三个朝鲜人，那个提水瓶的叫尹奉吉，那个吃饼干的叫金天山，他性格比较内向，不喜欢言语，但善于思考问题。他走在安昌杰后面，听到安昌杰跟日本宪兵说话，他认为安昌吉不该说出法国租界四个字。
他们来到作为会场的礼堂门口，那里站了四个宪兵，大门口的阶沿前站了两个，他们荷枪实弹，全副武装。门口站了两个，一边一个，腰间挂着长刀。他们在大门两边检验与会人的入场证。进入礼堂开会虽然检查不像公园门口那样严格，但也得出示证件，这个证件不是出入证，而是日侨行政委员会发的“邀请卡”，红色的，盖有日本领事署的印记，凡持有“邀请卡”的人才有资格进入会场开会。尹奉吉他们三人都从怀里拿出了红色的“邀请卡”，验证人见有“邀请卡”就把他们都放了会场。
礼堂很宽敞，可容纳上千人，一排排长条座椅已经坐了不少人。人们坐在那里等待开会，有的双双低声细语，诉说着各自的不幸和对这场战争的看法；有的毫无表情的看着舞台上方写有“天长节庆祝会”字样的红幅，以及红幅下面挂的四盏灯笼，以及主席台蓝色帷幕上的天皇画像。
尹奉吉他们三人进来了。尹奉吉提着水瓶径直走到舞台前，顺手把水瓶放在讲台下面的地砖上，那里已放了几个水瓶。放好水瓶的尹奉吉便在第一排位置坐下，他翘起二郎腿在那里和左右前后的人打招呼，谈笑。他的同伴安昌杰和金天山都坐在最后一排，后面几排座位还没有人坐，空荡荡的想找人说话也没人，只好把两手搭在胸前默默地看着主席台。
安昌杰仇恨的看着帷幕上的天皇画像，不禁想起年初送别好友李奉昌的情景........。一月八日，大雪纷飞，满地雪白，安昌杰和安昌浩到汇山码头送李奉昌上船去日本。李奉昌是奉命去东京谋刺日本天皇的，但至今也没有他得手的消息，看来是凶多吉少，但不管有多少人流血牺牲，朝鲜人是绝不会停止同日本侵略者斗争。今天他和尹奉吉、金天山来参加天长节庆祝会，不是来祈求天皇长寿，也不是为日军在上海的胜利而来，他们来是要让这些侵略者血肉横飞，死于非命，要让这些杀人的刽子手知道血债血还。
大概九点中吧，宽大的礼堂陆续坐满了人，安昌杰、金天山身旁也有人入座。舞台上的高管们也相继登台入座，首先登台入座的是矮胖的白川义。他鼻子下面那挫黑小胡子像一只苍蝇那样令人讨厌。随后是第九师团司令植田，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第三舰队司令野村，总领事村井等二十多位高级官员。
日本的上海居留民团行政委员会会长河端贞次在台上忙着端水倒茶，卑恭地招呼高官们入座。
这时坐在前排的尹奉吉从怀里拿出一个小茶杯到主席台前的讲台下提水瓶倒水，喝了杯水便把瓶盖扭紧，事实上是把水瓶里的定时炸弹的定时开关启动了。
水瓶放回了原处，他的这一切行动也没有引起台上台下人的注意。尹奉吉回到座位上，又同身边的人谈天，并把自己带的饼干也分了几块给身边的日本人，日本人像吃千年人参一样捧在手里一点一点的吃。安昌杰、金天山见尹奉吉把炸弹的机关启动了，知道已经得手，便悄然离开了会场。礼堂里灯光暗淡，只有前面舞台上的灯笼亮着灯光，人们走动没有人注意，也看不清楚。尹奉吉吃完饼干，坐了一会也离开了会场。
三个人来到虹口公园出入口，那里虽然仍有宪兵在盘查，但已经宽松了很多，只查进，不查出，宪兵甚至没有看清楚出去的人是谁。尹奉吉三人很快离开了虹口公园。
正当他们远离虹口公园的时候，河端贞次会长请示一下村井庆祝大会是否可以开始，村井看了看怀表便到白川面前嘀咕一阵，然后走到台前宣布大会开始，并向天皇画像鞠躬敬礼。村井说了几句简短的开场白之后，便请日军总司令白川大将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