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联邦政制共和国组成的依据是具有执法效力的协约。
“自公元前3世纪秦始皇在宫廷主持由丞相王绾的‘复封建’、廷尉李斯的‘废封建’为南北极的‘封建辨义’以降辩说‘封建制’与‘郡县制’孰优孰劣的‘封建论’成为中国古代政论的一大题目。这种‘封建论’的前提是把‘封建’却认为‘封土开国’以西周为范例秦以后则变‘封建’为‘郡县’。
”
笔者认为所谓“封建”“封建”只是中华民族自古已然的治国方略诚如柳宗元所说:
“……柳宗元论封建上溯生人有初即尧、舜、禹、汤及周之文、武此封建之论为社会治理之方略而非如西方中世纪之社会性质之界定故其时限应逾越了特定历史时期它成为中国自古至今奇特的国家治理方略。西方中世纪的封建是与中央集权对立的一种前现代政治结构这种政治结构(feudalism)是建设在feudal(即契约、协议)的基础上的而中国之所谓“封建”的“封”字其原意是“界线”的意思与土地有关。所以在中国“封建”就是把领土分成若干块由中央或按宗法或以官阶派到各地行政从未泛起过西方契约、协议性“feudalism”纵然是在短暂的破裂盘据时期仍然存在一其中央政府地方盘据政权往往也不敢果然反抗中央。
”
但遗憾的是自秦代以至清代的两千年间中国学者对此题目的讨论不经意间陷入了伪命题的迷思。不外柳宗元的《封建论》和清人的辨义虽有走出迷思之激动但最终还是难有突破。
武汉大学冯天瑜教授在其《清人对“封建”的两种评议》一文中指出:
孟德斯鸠从未到过中国从不相识中国的情况固然他也就难以明白中国传统的治国之道只是凭据耳食之闻一些琐碎事情便轻率地把中国纳入到他所建构的法的精神逻辑中不仅把中国作为单一制的庞大君主国谬妄地把中国传统政体说成是专制政体而且通过阅读一些前此来华的传教士写的书凭借一些支离破碎、猎奇偏颇的资料就写下不少文字妄下论断闹出许多轻易荒唐、自相矛盾的笑谈!
如像孟氏所说中国是一个领土广袤、人口众多、君主专制的单一制大国那么这样一个大国是如何治理的呢?他没有说也说不出倒是二十世纪上半叶那些主动接受了以苏俄为代表的第三国际所宣扬的“五种社会生长阶段”说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史学家们把此说生硬地套在中国历史身上制造出中国历史的“五阶段论”大致上说殷商时代是仆从制社会西周至清末是封建社会(关于仆从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分期讨论的分歧之大、争论之猛烈至今仍无定论)1840年鸦片战争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1949年新中国降生至今是社会主义阶段。这个以经济形态划分社会历史阶段的理论之所以毛病百出、自相矛盾致我中华史学杂乱不堪皆由“封建”一词之滥用所致。
“夫尧、舜、禹、汤之事远矣及有周而甚详。周有天下裂土田而朋分之设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罗四周于天下轮运而辐集。合为朝觐会同离为守臣扞城”。
由此而观秦始皇的伟大孝敬不仅在于统一文字、统一怀抱衡、同一门路等而犹在于以地域为纽带的郡县封建制取代以血缘为纽带的诸侯封建制以家族内的父子皇位世袭制度取代宗法制度下的世卿世禄制度以品级权要制度取代品级贵族制度简言之以封土建政取代封土建侯而三代所行之血缘宗法制度则嬗变、升华为宗法伦理道德成为秦汉至明清两千多年的意识形态。
5、中西封建辨义
由上述所论我们不难发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海内的西化派文化精英们照搬西方社会历史生长模式将”feudalism”误译成“封建主义”并生硬地套在中国社会历史上造成了极大的杂乱愚在《科学与人文札记》一文中对中西方的“封建”观点作了辨析意欲拨乱横竖之兹录如下:
(一)西方人是单一制与联邦制的始作俑者
一、世界历史上国家型态的两大类型:单一制与复合制
3、而归根到底建设更大的联邦共和国的哲学依据是古希腊人构建的实体本位与外在关系说的逻辑组合。
公元十九世纪下半叶随着西方列强打开古老中华的大门西方学术思想也进入中国大地不少西方的学术著作也开始在中国翻译出书其中就包罗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一书。自戊戌维新至民国就有过张相文将日人何礼之由英译日再译成中文的《万法精神》版本有1900——1905年左右的严复翻译的书名为《法意》的版本。
这两个版本因其错漏较多引起不少杂乱。1949年在巴黎由卡尔涅出书社出书的《论法的精神》法译本是直到今天还在使用的版本。
这个版本纠正了前两个版本的所谓错谬之处。(参阅张雁深《论法的精神》中的《关于译本的简朴说明》)
一个是以家庭为本位、以农耕生活为主的生态社会在土地的诸子析产的恒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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